第二个层面是融入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外交流史研究框架。前文提到西南茶马古道研究曾一度依附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而从南方丝绸之路的框架下剥离出来，是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迈入正轨的重要一步。不过，强调线路的独立性不等于线路研究的孤立封闭，甚至可以说，使西南茶马古道成为独立概念，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是为了更好地厘清它与丝路系统之间的关系。历史上中国的对外交流具有整体性。一方面，每一个道路系统都有其明确的指向，陆上丝绸之路通往西域、中亚，海上丝绸之路通往南海、印度洋沿岸，南方丝绸之路通往东南亚，西南茶马古道通往西藏和南亚；另一方面，这些指向不同的道路系统之间又是广泛联系的，通过各条延伸出去的支线，西南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将距离遥远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使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连线成面、浑然一体。西南茶马古道与丝路系统的连接，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比如，被称为“麝香之路”的古代贸易通道沟通了西藏和中亚、西亚地区，其具体路线实际上就是西南茶马古道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组合；再如宋代佛教僧侣往返于内地和南亚之间，也兼取陆上丝绸之路和西南茶马古道，以形成路线上的闭环。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说明西南茶马古道是一个开放的道路系统，它与陆上丝绸之路等古代道路系统密切相关。正因如此，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只有拥抱“一带一路”的新视野，融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外交流史研究框架，才能获得更为全面宏观的认识。
第三个层面是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中突出现实关怀。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说，丝绸之路横绝大漠，海上丝路穿越海洋，西南茶马古道逾跨山岭，这些道路全都蕴藏着古代中国人与世界各族人民和平交往、互通有无的成功经验，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正是对这些成功经验、宝贵精神的理论总结和发扬光大。因此，在新时代研究西南茶马古道，离不开“一带一路”的广阔视野，借助这一视野，有利于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叙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中找准当代定位，提升实践价值。
三、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
上文说到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存在地域和时段上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又明显阻碍了研究格局的拓展，导致学界始终未能将古道研究提升到中华文明研究的高度。未来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需要摆脱这种断裂的困局，以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为相关研究领域注入活力。
大地理，就是要以西南茶马古道为切入点，关注其途经的整个西南地区及部分西北地区，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就是陕、甘、青、川、黔、滇、藏七个省区。在早期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中，云南学者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从古道遗产保护的推进来看，云南丽江等地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反映了云南学界在西南茶马古道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存在地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四川、西藏等地的学者开始关注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但学者往往立足于本省区，又使得不同省区之间彼此分割、难有整体观照。仅以明代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研究为例，肖文清等人重点讨论了明代河湟洮岷地区的茶马贸易情况［37］（P61-65）；王兴骥则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贵州［38］（P62-65）；申旭的研究从明代下延至清代、民国，但地域上仍以云南为中心［39］（P46-51）。各地学者立足于本省区，固然可以使研究工作更加细致，但在地区本位思维下不免得出一些片面的结论。比如关于西南茶马古道的主导性力量，不同地区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云南学者着眼于滇藏线，往往片面强调古道的民间性、地方性，相对忽视历史上国家主体对古道的全局性经营治理，认为西南茶马古道是马帮走出来的商路，要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汉文化中心主义等传统观念［40］（P103）；陕西等地的学者则以青藏线和川藏线的官修正史资料和茶马管理机构遗存为依据，指出茶马古道的形成离不开宏观层面的国家行为因素［13］（P114）。实际上，作为线路众多、历时悠久、牵涉族群广泛的古代贸易和文化通道，西南茶马古道的面貌必然是驳杂多样的，民间性、地方性与官方性、全局性也一定是共存的。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者不应过于强调任何一个侧面，而是应该打破地区本位，以大地理的思维站在全局高度去考察，力促学术共识的形成。
大历史，意味着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要弥合时段上的断裂，关注古道在隋唐至近代一千多年的历史跨度里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特质。以往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之间的界限比较分明，不仅介于其间的金元时期几乎无人问津，将唐代至清代的古道发展状况统合起来作长时段讨论的成果也较少。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尝试打通断代，如王晓燕的《官营茶马贸易研究》一书［41］，邓前程的《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42］（P117-123）、张永国的《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43］（P34-40）等文章，都进行了较长时段的梳理，并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不过，这些通史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茶马贸易领域，对于古道本身的历史演变，以及古道上的政治交往、宗教传播、文化交流与演化等问题涉及较少，仅有的一些讨论也比较粗疏。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中的很多问题，比如历代王朝对于古道的经营及其演变趋势、藏传佛教与古道的关系、古道对于沿线民族关系的塑造等等，都是由于大历史思维的缺乏一直悬而不决，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进行较长时段的观察和深入细致的分析。
大文明，是指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应当提升到中华文明研究的高度，着力探索古道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联系。这种文明研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研究古道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二是研究古道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方面的贡献。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西南茶马古道一方面由于其沟通内地和藏区的功能，促进了汉文明和藏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另一方面由于其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功能，也促进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两大历史地理板块的整合。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方面，西南茶马古道主要是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交流。在隋唐以前，这两大文明之间多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进行沟通，西南茶马古道则开启了文明沟通的新阶段，不仅使之更加便利，也为之增添了青藏高原的文明因素。有了西南茶马古道的连接，青藏高原便成了中国与南亚之间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交往的中转站，既塑造了青藏高原的文明面貌，也促使它形成东向发展趋势，从而改变了整个亚欧大陆东部的文明格局。西南茶马古道参与下的这种文明整合与交流的模式，以和平共处为主要基调，在世界历史上较为罕见，今后的古道研究应当充分讨论这一模式的内涵和特征，挖掘它的价值和意义，讲好古道上的中国故事。
总而言之，在近三十年来的学术基础上继续推进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使之更上层楼，必须具备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西南茶马古道研究的宏观目标，也不能局限于研究古道本身，而是力图揭示中国西南大历史、大地理和大文明的整体格局。
四、以文献整理为核心、多学科综合的新方法
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涉及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遗产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迄今为止各学科方法在古道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却较为少见，这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语言学是茶马古道早期研究的重要方法，语言学者通过考察“茶”在不同语言和方言中的发音来分析历史上茶叶的流通和贸易状况，极大地开拓了古道研究的语言学路径［44］（P12-16），但同时也存在以词证词、脱离历史现场等问题。再如一些考古发现更新了学界对古道的认识，但将这些考古发现同传世文献进行对照的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却比较少。
比学科壁垒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古道研究的文献基础不足。目前一些相关研究还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层面，无论是对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的挖掘都不深、不透，导致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虽然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却缺乏基础性的文献支撑，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献研究的缺位不仅使得西南茶马古道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具体路线走向、兴衰发展脉络、主要贸易内容等尚未厘清，也给进一步研究的开展、遗产的保护与申报等工作造成了较大的不便。聚焦文献是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转型中最为迫切的一步，它能够让古道研究落到实处、找到牢固的支撑点，而扎实的文献研究离不开文献资料整理这一基础工程。以往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虽也部分触及了文献领域，但多数是依靠田野调查得来的民间文献，官方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资料挖掘得相对较少。中国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文献体系详细记载了本国历史、中外交流史乃至一些邻国的历史，其全面性和延续性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要在整理民间文献的同时，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这一历史文献体系，同时充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进行对照研究，借鉴丝绸之路研究的成功经验，将西南茶马古道研究推向学术化、深入化。
因此，今后西南茶马古道领域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以文献整理为核心，综合运用文献学的分类编目、文献计量、版本校勘，历史学的考据法、口述史、比较史学，以及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方法，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法等多学科方法，进行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坚持这一方向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本领域的进展，也在于为当今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路学，探索一种具备可行性的研究模式。
可喜的是，近年来在“一带一路”视野的引领下，学界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不仅应当摆脱地域、时段上的限制，还要以文明研究的眼光面向国际，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形成协调机制，通过中外学界的共同努力，推动西南茶马古道保护和申遗工作。认识到这一领域不仅要夯实文献基础，还要注重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2016年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