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2-12-09
【摘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新发展理念强调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有效减少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至关重要。通过对长三角六大都市圈的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的测算，可以分析2011～2020年碳排放强度的演变情况及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情况，结果表明，六大都市圈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都市圈存在显著差异，应当采取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低碳技术等手段促进区域低碳经济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碳排放强度长三角都市圈区域差异动态演进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2.006
【作者简介】王青，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辽宁大学经济数据分析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现代统计方法与宏观计量分析。主要著作有《居民消费变动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合著）、《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定量测度》（论文、合著）等。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与此同时，我国也是能源消耗大国，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伴随着能源的大量消耗，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多的国家。当前，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与温室效应是引起各种极端天气最直接的原因，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巨大的降碳减排压力，中国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坚持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事关全人类命运的必然选择。
我国的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为主，其中，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约为60，因此，能源消耗产生了大量碳排放，工业产生的碳排放量在所有行业中所占比重最大
。通过对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进一步分析发现，能源消耗碳排放呈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南通大学学报并且具有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现象。从地区角度来看，中国不同地区因其不同的能源资源条件，在发展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地区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也具有异质性。2000～2016年，辽中南城市群地均碳排放量呈现增长趋势，年平均碳排放速率先增大后减小，经历了一个从快到慢的过程，但各市变化差异较大。[4]2005～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内13个城市的碳排放量逐年增加，整体增长速度较缓，研究期内京津冀城市群大部分城市的碳排放强度降幅超40，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5]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流域，长期依赖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并以此带动经济提升。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群中的呼包鄂榆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合计贡献了黄河流域41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但工业能源消费量与工业碳排放量均占黄河全流域的50以上，工业碳排放强度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格局，其中“三极”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强度在2005～2020年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从缓慢递减演变为快速递减，同时，不同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具有差异性；[7]成渝城市群碳排放量在2008～2018年不断增加，地均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上升趋势，且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8]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量在2005～2019年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降，碳排放强度也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同时碳排放和经济增长逐渐脱钩[9]。近年来，不同地区碳排放变化的共性为碳排放量呈现上升趋势，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地区的发展方式存在差异，能源消费水平有所不同，因此，为了提出有针对性的减排降碳政策，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甚至城市的碳排放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
长三角地区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重要平台。长三角地区主要包括有六大都市圈，分别为上海大都市圈（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南京都市圈（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常州的溧阳、金坛）、杭州都市圈（包括杭州、湖州、嘉兴、绍兴、衢州、黄山）、合肥都市圈（包括合肥、淮南、六安、滁州、芜湖、马鞍山、蚌埠、桐城）、苏锡常都市圈（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和宁波都市圈（包括宁波、舟山、台州）。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都市圈的协调发展被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长三角都市圈的协同降碳减排是中国力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
长三角都市圈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测算
碳排放强度指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本文首先利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碳排放量核算方法计算出长三角各都市圈城市的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再通过碳排放量和地区GDP的比值对碳排放强度进行核算。能源数据来自长三角都市圈各市2012～2021年统计年鉴，由于桐城和台州能源数据缺乏，本文研究不包括此两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EQ为地区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Ei为能源消耗量，在本文中，选取原煤、焦炭、天然气、汽油、煤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热力和电力作为核算碳排放的主要能源来源，NCVi为燃料的平均低位热值，EFi为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Oi为含氧量，44／12为C转换为CO2的转换系数。CEI为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万吨／亿元），GDP为各市地区生产总值。
2011～2020年，上海大都市圈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上海市碳排放强度最低，2020年仅为0.1545，远低于其他城市。2011～2020年，上海大都市圈城市碳强度排名发生了较大变化，由2011年的宁波＞嘉兴＞苏州＞舟山＞湖州＞南通＞无锡＞常州＞上海演变为2020年的舟山＞苏州＞嘉兴＞宁波＞湖州＞常州＞无锡＞南通＞上海。研究期内，上海和常州碳排放强度始终小于1；而苏州、无锡、南通、嘉兴、宁波和湖州均由碳排放强度大于1演变为小于1，其中南通碳排放强度下降了64.40，下降幅度最大；舟山碳排放强度不降反升，尤其在2020年，舟山碳排放强度高达2.6737，这也反映出舟山近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慢于其工业能源消费大幅提升的速度。2011～2020年，南京都市圈城市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其中扬州和滁州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了60.73和60.18，同时，2020年两城市碳排放强度分别位居该都市圈内第8位和第9位，碳排放强度分别为0.4097和0.1979。2011～2020年，南京都市圈城市碳排放强度排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仅扬州和常州排名互换，2020年碳排放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马鞍山＞镇江＞芜湖＞宣城＞淮安＞南京＞常州＞扬州＞滁州。具体来看，马鞍山碳排放强度远高于其他城市，其在2011～2013年呈现短暂的上升趋势，随后大幅下降；其他城市均呈现出较为平稳的下降趋势，但镇江仅下降了35.04，下降幅度最小，并且在2020年镇江碳排放强度仍高于1。2011～2020年，杭州都市圈城市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且研究期内碳排放强度水平排名始终为衢州＞嘉兴＞湖州＞绍兴＞杭州＞黄山。杭州和黄山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下降了72.66和87.43；衢州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最小，仅为40.73，且在2020年其碳排放强度仍旧大于1；而湖州和嘉兴碳排放强度均从2011年高于1演变为2020年小于1。杭州都市圈城市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的稳步下降说明单位经济增长能够消耗更少的能源，杭州都市圈城市发展较为均衡，同时也反映出城市能源利用率的稳定提升。2011～2020年，合肥都市圈城市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仅六安有一定幅度的增加。研究期内，合肥和滁州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了60.75和60.18，而淮南下降幅度较小，仅下降了27.55。与2011年相比，2020年合肥都市圈城市碳排放强度排名发生了较大变化，2011年碳排放强度排名为淮南＞马鞍山＞蚌埠＞芜湖＞合肥＞滁州＞六安，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排名演变为淮南＞马鞍山＞芜湖＞蚌埠＞六安＞合肥＞滁州。淮南碳排放强度远远高于其他城市，2020年其碳排放强度高达6.9258；滁州为合肥都市圈碳排放强度最低城市，2020年其碳排放强度仅有0.1979。合肥都市圈碳排放强度的高度差异能够表现出其发展的不均衡性。苏锡常都市圈城市间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差距较小，整体碳排放强度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2011～2020年，苏州、无锡和常州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了43.18、49.04和45.56。研究期内，无锡碳排放强度由高于常州演变为低于常州，并在2020年达到最小值0.5142。宁波都市圈的宁波和舟山两座城市碳排放强度发展迥异，宁波从2011年的1.5969下降到2020年的0.6416，而舟山却从2011年的1.2380上升为2020年的2.6737。2011～2019年，舟山碳排放强度虽有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而2020年其碳排放强度激增，主要是由于工业用电量的大幅增加导致碳排放量的突增，进而使得碳排放强度发生较为异常的变化。
总体来看，研究期内仅有宁波都市圈的平均碳排放强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他各都市圈平均碳排放强度均下降，其中，杭州都市圈下降幅度最大，由2011年的0.9385降低到2020年的0.4786，而上海大都市圈下降幅度最小，仅下降了30.90。2011年合肥都市圈平均碳排放强度最高，远高于其他都市圈，为2.5314，2020年合肥都市圈平均碳排放强度仍旧高达1.6559，而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平均碳排放强度均远小于1。
长三角都市圈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区域差异及分解
从总体差异看，2011～2020年，长三角都市圈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总体差异及其来源如表1所示，碳排放强度总体差异呈现“上升—缓慢下降—上升”的趋势，并在2013～2014年碳排放强度基尼系数出现突增的情况，随后逐渐恢复平稳。研究期内，基尼系数由0.3850上升至0.4893，表现出长三角都市圈碳排放强度总体差异的进一步增大，反映出地区能源消费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此外，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最主要贡献来源，且研究期内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始终为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14年贡献率达到最大值56.08，随后稳步下降，仅在2018年有小幅上升，2020年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为47.85。与区域间差异贡献趋势相反，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呈现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