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3期，作者，羽离子，原题为《南通：以工业革命推动中国城市近现代化的典范》
资本家在发展工商业推动了城市近现代化的同时，必然会受到权力的制约。为了摆脱这种来自封建政府体系的束缚，南通的资本家就努力自治。南通资本家集团的地方自治是从哪年开始的？1921年，南通拟于次年三、四、五月举办大规模地庆祝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周年的系列活动。并于1921年7月专门在城南火星殿设立了筹备处。张謇在《为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呈政府文》中谓：“謇兄弟之愚以为国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计自强、求自治，至明年届二十五年矣。”这样算起来，南通的地方自治是从1897年算起。张謇又自陈南通的早期自治是从三个座标性的年份依次递进的：“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不及者，睢赖慈善。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乙未年、辛丑年、丁未年分别是二十一年（1895年）、二十七年（1901年）、三十三年（1907年）。在1895年或从1897年算起的第一阶段里，张氏资本集团的地方自治活动的重心是兴办实业，以奠定经济基础。这自治第一阶段的实业活动，即南通的工业革命的初期，前面已有阐述。在从1901年起的第二阶段里，始兴办教育以开民智。而在从1907年起的第三阶段里，则增加兴办慈善业，建立城市初级保障体系的内容。关于教育和慈善，已有不少著述；张謇对每一阶段的工作也都有总结，这里不一一赘引。
但张氏资本集团在南通所进行的地方自治必须得到国家法令的认可，必须被融入地方权力中心，也就是自治不得不进入政治层面，才能有利于自身和地方的整体发展。新生资产阶级的活动如何获得封建王朝的认可，甚至于掌控政权，以确保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成了张謇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和探寻良方的问题。张謇终于找到了他的药方，那就是议会制的国家宪政。而地方自治，则是宪政在地方的实际内容。从地方自治发展到寻求立宪以获法制上的保障，这是南通城市发展的必然诉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乘清朝被八国联军战败而欲求改革之机，张謇上奏了他一生中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变法平议》书。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四十二条改革方略，其第一条就是“置议政院”，举日本明治维新之例以请因时审势而通变化。其第十条是“设府县议会”，请“权衡枢纽，必在议会”。并借引《周礼》来托古改制，称自古会政致事，就有询于众庶的做法。又推荐了日本议会的运作和“选举之人、被选举之人，均以有家资或有品望者充之。示期投票，票数多者中选。票均，较年，年均则定以阄。选定，布其名于众。每二年以抽签定留、易之半。无俸，有往来滞留之费。常会岁三月一开，临时会有事即开。议事草案，由知事会交付其所议之事会决之。其府县事以地方税支办者，预算之额数，征收之方法，会定之。可、否视同议者多寡。可，数多者。数同，则决于长。有大利害，则议员得上其议于内务卿。”张謇竭力建议的正是要资产阶级代表民众来参政议政。他为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为通过设地方议会来保障自治而极力鼓说。张謇还进一步陈述：“议场许人集听，而亦严毁贬、喧扰、乱杂之禁。法如此，意至美也。而或以为民智之未开，议必ｃｈｕǎｎ＠①驳而不能合，不知正以议会开民智。”在此之前已有过驻外使官、思想家、少数士绅等提介过立宪的知识，宣扬过希望立宪的想法。维新党人还曾昙花一现地宣传过自治。但戊戌变法迅即失败。随着菜市口对维新人士的屠杀和、等的亡命海外，国内的人们噤若寒蝉。《变法平议》是中国已经在进行地方自治实践的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纲领详明地公然呼吁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的宣言书，不啻是一声春雷，震撼大地。其对国家宪政和保障地方自治的地方议会制度的鼓吹，就南通而言，标志着正在实践地方自治的南通已发展到了寻求法制政体上的保障的新阶段。这是南通对中国的区域（含城市）近现代化演进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式的贡献。
张謇积极推动着立宪活动，并很快成了立宪派的领袖。立宪是要改造国家政权，这远非封建专制的清王朝所心甘情愿的。因此，张謇也继续其地方自治的主张，以便于清王朝在中央政权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对资产阶级适当地让步而让他们能介入地方建设。同时又不使人民坐等立宪的成功。“自治之事，缓急先后，有所措手，不至于人民坐贻误立宪之咎”张謇的想法很清楚。全国各地要求自治的强烈呼声最终迫使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发布上谕，让军机大臣奕ｋｕāｎｇ＠②与各省督抚筹议预备地方自治的办法。为对地方自治的内容、形式、运行等给予具体的指导，1907年，张謇为领袖的预备立宪公会又在南通翰墨林的书局出版了《地方自治纲要》一书，以日本的地方议会政制为模式来作示范。这时全国已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了几十个意在推进自治的团体。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清廷又谕令民政部“妥拟自治章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择地依次试办”。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又承诺在九年内预备立宪和在七年内完成地方自治；又于当年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在1909年1月）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允许士绅参与地方政治而行自治；次年又颁布了《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清政府的本意是欺骗笼络新派人士并借自治来辅佐官治以整顿吏治。对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由于尚未出现资产阶级或该阶级的力量尚十分弱小，这一系列法令即使落实，也不危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对于南通而言，羽翼已丰的资产阶级恰恰可以利用它的名义来自主政治。于是南通筹备自治公所议事会随即诞生，会址设在州衙东邻的试院内，张謇为议事会会长。这是南通地方自治的第四阶段的开始，即自治已得到国家法令允许的阶段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