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明珠网讯（记者王晓俭）宽敞喧闹的礼堂坐满了观众，一束亮光从高处一个小窗口投射到对面宽大的白布上。几个胆大顽皮的孩子站在高处，把小手伸到这光束中，于是全场人都看到了那一只只摇动的小手。一声铃响之后，全场漆黑而安静，等待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这是我们曾经最熟悉的影院场景，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特殊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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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看电影是奢侈享受
1965年，从部队退伍的方启仁被分配到市电影队工作。“当时市区有四家电影院：人民剧场（今更俗剧院）、文化宫电影院、新新电影院（“文革”中改名东风剧场）、电影院。它们的存在，曾经极大地丰富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
方启仁回忆，“文革”前放映的电影主要是关于抗战及反映新中国生活的题材，如《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早春二月》《女篮五号》等，“文革”中则以样板戏为主，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还有就是“老三战”，即《地雷战》《地道战》以及《南征北战》。
当时由于拷贝少，观众多，跑片员也应运而生。跑片员甚至开着摩托车赶到盐城、宿迁等地守候，一等片子放完，立即拿着拷贝赶回当天放映，缩短了周转期。
“当时人们的娱乐方式很单一，就是看电影，每部电影都很红火，为了买一张电影票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是常事。”方启仁回忆，那时候总是一票难求,朋友亲戚经常问他要票。电影票价格从最早的5分钱、8分钱到1毛5、1毛8，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绝对是奢侈享受。资深影迷瞿剑平至今仍记得，“文革”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解禁，在只放映一天，到电影院等票的队伍向东排到友谊桥，向西一直延伸到十字街，场面蔚为壮观。
电影院也是那个年代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最佳场所。“1976年越剧《红楼梦》上映，我早早就排队买票。4毛钱买了2张票，请女朋友一起看电影。在暗灯的瞬间，我紧张而坚定地对她说：‘我喜欢的是你。’要知道，那个年代谈恋爱，公众场合下手都不能牵的，只有在电影院胆子才变大，因为四周一片漆黑，没人看到你。”已近古稀之年的影迷李玉华回忆影院往事时说。
如今已是更俗剧院策划总监的梁天明，回忆当年在唐闸工人电影院看电影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当时电影院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每个城镇的标志性建筑，广场、门厅、穹顶、老式的吊扇，满足了少年时代所有的幻想。每到看电影，大家像过节一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广场成了摩登人物的秀场。再加上小商贩叫卖炒葵花子的声音，真是热闹极了。”而那坐在小小拱形窗口里傲慢的售票员，则成了大家巴结讨好的对象，以期能买到一张座位靠前、靠中的好票。
“那时身高不满1米2的可以免票，为此每到检票口，我就自然下蹲，想逃过检票。有时候人多还能混水摸鱼，人少时，那个检票的大胖子一眼看出我的把戏，声色俱厉地把我轰走了。”资深影迷姜女士如今已过不惑之年，但回忆起看电影的童年往事还是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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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一票难求到门可罗雀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迅猛，陆续涌现出了《少林寺》《小花》《红高粱》等一系列优秀国产电影，人们的观影热情非常高，几乎场场爆满。当时，方启仁已到市电影公司工作，那也是他最难忘的时光，“当时热映的电影总会刮起一阵流行风，放《少林寺》时，兴起一股功夫热；放《霹雳舞》时，舞厅里的年轻人都模仿电影里的舞步。”
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由中影公司洗出很多拷贝，依次发到省、市、县级的发行放映公司，然后进入影院放映。“一般有两份拷贝,一个在城区放，一个在县里轮流放。”
在电影事业发展的带动下，电影院在我市也遍地开花，在城区，后来又增加了汽运电影院、市一中电影院等多个影院。1987年10月，梁天明也从唐闸调到市电影公司，从一个“票友”变成了“行内人”。从那时起，他可以通过隔三岔五的看片会免费看电影，接触各种电影资料。当时电影公司有个宣传科，每到新影片放映前，宣传科的美工师楼传兴便会到南大街与环城南路路口，在一块大牌子上绘制电影海报，有时他一个人来不及，还要叫上人民剧场的美工师王炎、电影院的美工丁忠一起帮忙绘画，那电影海报画面精美，色彩绚丽，每每画新海报都会引来市民驻足观看。
各家电影院在1978年5月开始实行“敞门入场”制，即观众买票后自己入场，对号入座，既疏导了人流，也考验了观众的素质。这一成功做法坚持达30多年，亦属全国罕见，还被中央电视台采访报道，被列入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之一。
“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家开始感觉到电影市场走下坡路了。电视的普及，以及卡拉OK、录像厅等给电影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原先是一票难求，后来是门可罗雀。有时候一整天卖不出一张票。”想起那时的状况，方启仁心里依然很难过。影迷姜女士的亲历也见证了那段影市低迷期的尴尬：“有一次到电影院买了票进去，等开场时就我一个人，售票的把钱退给我，不放了，说是我买的一张票连电费都不够。”
几家曾经辉煌的电影院面目全非，甚至踪迹全无。那些年，方启仁和梁天明等电影人，也经历了从引以为傲到茫然无奈的转变。1997年，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上映出现一次短暂的“小阳春”，之后，电影行业跌入谷底。“从那时开始，影院的效益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好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
2002年，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改制，方启仁退休，梁天明则被买断工龄，待业在家，那种全国上下同看一部电影的时代渐渐远去。
本世纪初：繁荣背后的生机
新世纪之初，市委、市政府投资近6000万元在人民剧场原址重建剧场，并恢复更俗剧院的名称。梁天明以娴熟的专业知识应聘入职，再次成为一名“电影人”，重新与他热爱的电影事业相拥抱。“市区现在一共有124块银幕，到2015年底，影院将突破20家。”说起如今的电影院，梁天明如数家珍。
更俗剧院开业后，再现了电影的辉煌，却并不是因为一个剧院名字的恢复那么简单，这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电影事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蓬勃生机。
2009年，《阿凡达》上映时重现一票难求景象，更俗剧院排起的长龙从售票大厅拐了几个弯，一直延伸到大厅外。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匮乏，人们反复地看着那几部电影不同，在电影作品百花齐放的今天，观众的口味已经显得越来越挑剔。而为了吸引中国这块不可估量的大市场，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电影纷纷加入了中国元素。同时，影院视听效果、观影环境的升级，也成为无法替代的享受。
如今，不论是在喧哗热闹的中南城，还是在寸土寸金的南大街，我们随时都可以在购物、美食之后，接受一番光影的洗礼。2014年市电影票房、观众人次、电影场次、放映质量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电影市场2014年创造票房296亿元人民币。
深夜，最后一场电影散场之时，喧哗阵阵，抓住商机的出租车则是在影院门口排起了长龙。如今的观众可否知道几十年前，在同样的夜晚，那时是自行车铃声响得此起彼伏，人们带着同样满足的心情往家中赶去。时代变迁，有时就反映在一花一叶，一家电影院的沉浮兴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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