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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古今变迁谈——从钟楼广场的六张地图说起
2013-02-0614:03来源：江海明珠网
（江海明珠网讯记者贾涛根）今年元旦全新亮相的十字街钟楼广场，东北侧的两处地下通道口建筑大墙上，相向嵌装了六幅石质阴刻的地图。它们分别是明万历《通州志》的“通州治图”、清乾隆《直隶通州志》的“州治旧图”和“州治新图”、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上的城隍图、1928年的《县市图》、1996年市城区图。
人们不禁要问：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为什么要展示这样六张不同年代的地图？
无疑，这是广场景观修复工程指导思想的体现。千年古城是一座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而她历史文化的精华部分，就在老城区这块地方。自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设州建城开始，老城就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十字街一带更是老城的核心区域。如今十字街钟楼广场景观恢复工程建设，在公共艺术的表现上，要求能够充分体现城历史文化的内涵，确实是十分明智的抉择。
六张古今地图的文化内涵
钟楼广场的六张古今地图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呢？
地方志上的地舆图，如城域图、市貌图、衙署图、庙宇图、河道图等，其实质是中国古代广泛使用的城市规划图，是中华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同样，这六张地图也是我市历史文化中的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它记录了各个历史时代通城的实际形态，通过对比也可以反映千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虽然这六幅地图中，明清的四幅属于示意性的舆图，近、现代的两幅是比较精确的测绘图，但从这些不同年代的地图中，还是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这座千年古城的变化，尤其是近代，特别是在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把这些地图在人流相对集中的市民广场展示出来，充分发挥其教化、启迪作用，也大大增强了这处公共场所的文化气息和人文价值。
如果认真阅看这六张地图，的确也能够琢磨出古城的一些历史变迁来。
就拿城的基本形态来说，从万历志的“通州治图”、清乾隆志的“州治旧图”上，可以看出明代万历以前，通州城保持了四方城的城垣形制。而在清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通州城的格局从四方形变成了葫芦形，这反映了通州城形态在那段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与当时的时局有着紧密的关联。
明代中叶，倭寇对通州的侵扰日益严重，嘉靖年间倭寇曾从狼山登岸，烧杀抢掠直至南城门下，将通州城围困月余。军民靠城垣合力守卫和援兵夹击方得脱祸。在倭患不断的情势下，大量抗倭部队集结，原州城已难以容纳，便在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动工于南城门外拓建新城，这半葫芦状的新城，在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已作标示。原先城外的教场，已经进入新城之内，南濠河也成了城内之河。
随着倭患的日益平息，通州新城的屯兵御敌功能亦日渐消失，到清乾隆年间因城墙年久失修而倒塌、废圮。从光绪志上的城隍图可以看出，通州城郭的规模、形态，又与明万历时基本相同，乃至是恢复了宋、元时期通州城垣的大体轮廓。新城的城垣虽不复存在，但建城后原先的荒郊农村也有一些城镇化了，所形成的一些街巷、河道、桥梁、庙宇等，成为了后来通州城南片的框架部分。
到了上个世纪初，张謇为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策动地方当局对新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清理，用拆除城墙的泥土填塞部分河道，使新城区由半圆形扩展为方形。在土地扩大和平整的基础上，先后在南门外新城旧址上创办了大学、师范、中小学、职业学校、贫民学校和博物苑、图书馆、养老院、伶工学社五公园等一批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这些成果在1928年《县市图》上，得到了显示和标志。
从明万历到清光绪的地图中，可以看出通州老城区在数百年里，基本保持了四方形的城垣格局，以州署为中心的向东、西、南三面伸展的丁字形主干道路，以东、西水关和外濠河相通的市河，以及棋盘状街坊里巷的内城面貌。
上个世纪初，老城部分的面貌也开始有所变化。1921年拆除了已有千年历史的东、南、西三面城墙，只保留了三座城门楼子。1928年的《县市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三面城墙的遗址和尚存的北城墙。到了1928年，北城墙也被拆除。后来，在原先城墙的基础位置，建成了城的环城马路。
老城区面貌的更大变化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1949年底，人民政府应广大市民的迫切要求，拆除了东、南、西三座城门，废土用来填塞了臭气熏天、蚊蝇孳生的市河，为改善城里的交通，创造了条件。
城的市河与道路
地处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古代通州，其交通长期以水运为主。货物进出通州城，也以装船从濠河经水关进入城内的市河为方便。市河除了交通之利，还是城市泄涝和排放污水的主要渠道。直到上世纪初，市河还是泄排无阻，十分畅通，依然发挥着城市动脉的作用。但在城墙拆除后，市河河面不断被填塞占用，河床日益淤积，逐步丧失了运输和排水的功能，成为了一条污秽不堪的臭水沟。我们也能从古今的六幅地图看出市河变化的端倪。清乾隆志的“州治旧图”和光绪志上的城隍图，都比较显着地标示了纵横全城的市河；1928年的地图上，还可看出市河的存在，而在1996年地图上，这条古河道已是踪迹全无。
谈到了市河，必须提及城里的桥梁。纵横城内的河道，虽然带来了水运的便利，但也导致了陆上交通的阻隔，必须在市河上多处架设桥梁，才能保持街巷的交通。这在老舆图上就有所反映。清乾隆志的“州治新图”上，就标示了多座市河上的桥梁，如城东片的通圣桥、浴丰桥、元武桥、泮宫桥、崔家桥，城中片的丁家桥、岳家桥、中正桥、文武桥、平政桥、市桥、虹桥，城东南片的通天桥、展龙桥、玉带桥、凤凰桥，还有城西北片的拱辰桥等；清光绪志上的城隍图、1928年的《县市图》上，也都标注着许多的桥梁，如乾隆志上尚未标示的察院桥、大圣桥、石桥、筷儿桥、五步桥、东北水关桥、西水关桥等。这表明在通州城内的市河上，曾经有过二十多座桥梁。这些桥梁有木桥，也有石桥，除南大街上的平政桥外，一般都不大。如西北角比较简陋的筷儿桥，就是两块条石搭建而成，像一双筷子。
河填则桥废，市河在解放初期填塞以后，所有的桥梁也相继拆除，这就为城里道路交通的改善扫除了障碍。从明、清直到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城内的街巷都很狭窄，连主要的商业街道十字街和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宽处不过四五米，最窄处只有三米，别说汽车，就是人力车也只能擦肩而过。次级街道的寺街、官地街、中学堂街则更为狭窄，而城里巷子的宽度又比街道为狭，最窄的只能两人侧身而过。这些街道、里巷没有一条水泥或柏油路，多是碎石、煤渣铺路，也有一些泥路，坑坑洼洼，路况很差，交通的落后状况严重影响了的繁荣和发展。
城里道路交通的改善，是1953年开始的。当时在填没的市河上新建了一条宽阔的的道路——建设路；1958年，拆除东、西大街三千多间房屋，建设了宽达35米的人民中路，随着向东、西城区的延伸，形成了最早、最宽的主干道。南大街也在1972年从宽5米拓宽至14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具有宽阔的人行道和双向四车道的商业大街；环城马路数度拓宽，已经成为了城内机动车辆的环状主干道。从1996年市城区图，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可喜的变化。
衙署、庙宇的变迁
从六张古今地图上看，明、清图上的州治、州署，民国年间的县署，解放后的市政府，都是指本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官署，即政府机关的所在地。从图上看，他们都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表现了权力机关的崇高地位。到了本世纪初，随着城的迅速扩大，市行政中心已迁往新区，这里已不再是政府机关所在地了。在明、清地图上，还有不少机关部门，如军事机关总府、总镇府、把总司、总镇署、中军厅、守备署、游击署，法纪监督机关察院，科举考试场所试院，税务机关课税局、课税司署，治安部门兵马司，知州的秘书部门吏目署，文教主管部门学正署、调导署等，这些名称在通州改县以后已经废弃不用，到了解放以后，市里的党委、政府机关和部门则有了全新的设置和名称。
在庙宇文化盛行的封建社会，寺庙道观往往是城市中最为显眼、高大的人工构筑，用现代语言表述，主要的庙宇建筑物大多是城市的地标。因此，在古代城市的地舆图上，庙宇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将这六张古今地图进行对比，则可从庙宇的变化看出数百年来的发展和进步。
明万历志的“通州治图”上，通州城内的古庙有千年唐寺天宁寺，北极阁上的真武庙（北上真殿），十字街附近的城隍庙，东街的儒学，西街和西南营的关王庙，仓巷里的玄妙观。清乾隆志的“州治旧图”上，老城区里除了上述庙宇外，还增加了一些道观、祠堂，而新城里标注了几个着名的古庙，如兴化寺（西寺）、兴国寺、东岳庙和城外的千佛寺等。光绪志的城隍图上，城内增加了寺街的华王庙，西南营的上真殿，东南营的大王庙，城北的万寿宫等。1928年的县市图上，也标示了不少庙宇。但这些庙宇在上世纪末，除了天宁寺和兴国寺（东寺）还是宗教场所外，其余因城建需要或已废圮，进行了拆除、改建，如北上真殿、玄妙观、东岳庙等；有的改作了其他用途，如文庙成为了群众文化场所，西寺成了印刷所，千佛寺从师范校改建为工厂；也有的后来拆迁到了城外，如城隍庙。
以上赘述了从钟楼广场六张古今地图上看出的通城历史变迁，肯定不够全面和准确。谈这些只是希望作为这些古今地图的一个导读，以吸引更多的有识人士来关注和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而更多地展现千年通城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个性，让文化策动力更好地推动我们这座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
《南通古今变迁谈》相关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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