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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享】刘礼堂冯新悦:“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发布日期:2022/6/3 16:01:35 浏览:640

来源时间为:2021-01-25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文化寻根”热潮的兴起和地方史研究的兴盛,西南地区的文化学者开始走向田野,寻找和研究本地历史文化遗产,从而发现了一条连接内地与藏区的古代贸易通道。1988年,木霁弘在《中甸汉文历史资料汇编》的序言里将这条古道命名为“茶马之道”[1](P2);1990年,木霁弘、李旭等六人(后来被学界称为“茶马古道六君子”)走访了马帮路线,并于次年以笔名在《云南大学报》发表《超越——茶马古道考察记》,在这篇文章里首次使用了“茶马古道”[2](P4)一词。1992年,“六君子”又结合自己在走访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写成《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绘制了滇藏、川藏两条茶马古道的路线图,将茶马古道视为“滇、藏、川大三角”的文化纽带[3](P11),为茶马古道研究赋予了文化价值。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就此拉开序幕。

早期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存在依附于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倾向,这是因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提出和研究起步较早,经过伍加伦、江玉祥、蓝勇、段渝等学者的探索,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越发意识到西南茶马古道的独立性,使之从南方丝绸之路框架下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探讨了西南茶马古道在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历史作用,强调了该路线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将其与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并列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4](P59-64)。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对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和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分析,进一步突出了古道研究的重要性[5](P49-57)。孙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几个问题》指出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无论是在路线上还是货物种类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6](P74-85)。此外,学界还围绕西南茶马古道相关研究召开了“茶马古道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普洱论坛”等多场学术会议,王士元、王明珂等学者牵头出版了《茶马古道研究集刊(1~4辑)》等一系列专题论文集。在相关学者的不懈努力下,西南茶马古道研究的学术地位逐渐得到了确认。

回顾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西南茶马古道时空范围的界定。由于古道时空界定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学界的认识一直处于不断丰富、深化过程中,这一基础议题贯穿了近三十年来的古道研究,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

时间范围上,由于明清时期和近代早期的资料相对丰富,资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古道研究主要聚焦于这两个时段。近十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古道的时间上限已经推进到隋唐时期。孙华认为,隋唐时期的西南茶马古道已经是唐蕃贸易的重要通道,唐玄宗时期的赤岭互市是广义的茶马古道的开端[6](P74)。宋时磊的研究显示,唐人借助茶叶的流通体系,将这一通道逐渐纳入内地的经济贸易网络,加速了边疆社会对中原的文化体验和认同[7](P122-133)。张海超指出,南诏大理国也曾将生活在今云南茶叶产区的诸多民族置于统一管辖之下,通过将茶运往藏区和东南亚地区,维持了当地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的稳定[8](P110-117)。陆离对宋代相关史料的挖掘则显示出,曾繁荣于唐代的青藏茶马古道在宋时依旧活跃,并且留下了茶马贸易的确凿记载[9](P34-41)。在上述学者的梳理下,西南茶马古道在隋唐宋元时期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不过,贸易大通道并非产生于一朝一夕之间,因此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寻找古道的更早证据。杨海潮根据茶文化传入西藏的时间,将古道起点上溯至东汉[10](P111-115);赵国栋则认为,2016年在西藏阿里发现的古茶叶遗存表明,西藏在“古象雄时期就已经与内地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茶叶往来”[11](P102)。这些研究无法直接论证古道在隋唐以前的存在和运转情况,却让学界对古道的历史渊源有了更深的了解。

空间分布上,学界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线到网络化、从狭义到广义、从云南向周边不断拓展的过程:木霁弘等人在概念产生之初指出茶马古道有滇藏、川藏两条主要线路,后来又补充加入了青藏线,但仍然强调滇川藏“文化三角”的中心地位[12](P180-181);李刚等人则以不同线路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依据,指出茶马古道共有陕甘、康藏、滇川三条线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交易网络[13](P113);张洁认为有甘藏、川藏、滇藏三条线路,且各线路随着茶马贸易的变化有所兴替[14](P176-187);凌文锋认为茶马古道除了三条主干道之外,还存在复杂的支线网络结构[15](P6-7)。不过,“茶马古道”概念所涵盖的空间范围的扩大,一方面使学界的视野逐渐拓展,人们对古道历史全貌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却也使这一概念面临过度扩张、失去明确内涵的危险。一些学者提出了“北方茶马古道”[16](P117-121)等概念,将远至我国东北地区以及中亚、欧洲等地的商道全都纳入进来,造成了只要是涉及茶叶和马匹的古代贸易通道均可被冠以“茶马古道”名号的局面。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提出“西南茶马古道”的整体框架概念,将茶马古道限定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线和众多支线组成的,连接内地和藏区、延伸至南亚的古代交通道路系统[17],使之既具有丰富的内涵,又具有相对明确的边界。

二是西南茶马古道商贸活动及其催生的人口、族群与文化问题。其中,关于茶马互市的讨论肇始于民国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受到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此成果也较为丰厚,国内如黎世蘅、竟凡、李光璧等人对西南地区的茶马贸易颇为关注;国外如日本学者佐伯富的研究也涉及宋代茶马贸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有关茶马贸易的讨论更加深入。关于隋唐宋元时期的茶马贸易,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宋代,贾大泉分析了西川地区同吐蕃等民族的茶马贸易情况[18](P48-58,114),陈泛舟则考察了陕甘地区的茶马贸易[19](P40-43)。就明清时期而言,武沐等人就明代茶马贸易的发展阶段、私茶兴起的原因、茶马贸易体制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考察[20](P137-144,215-216),陈海龙对官营茶马贸易在清代的衰亡问题展开了分析[21](P66-71)。这些成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不同时代的茶马贸易情况,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对茶马贸易的认识。

西南茶马古道不仅是贸易线路,也催生了与之相关的人口、族群与文化现象。在这方面,李旭的马帮文化研究[22](P42-44),汤开建的安多吐蕃部落研究[23](P31-121),周智生的“藏客”研究[24](P31-39),杨福泉的“房东伙伴”研究[25](P1-7,17),均围绕与古道相关的人口和族群展开讨论,是文化研究的典型代表;张科对藏传佛教和安多区域史的考察[26](P42-44),笔者对云南丙中洛乡的个案分析[27](P53-56),则揭示了古道沿线民族宗教的互动情况。此外,石硕进一步指出,西南茶马古道作为沟通中原腹地与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通道,为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融合、推动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5](P49-57)。

三是与西南茶马古道相关的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研究。早期的古道研究多基于传世文献资料和民间口头文献资料,近十多年来,随着考古学界和文化遗产学界的介入,实物资料在这一领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2009年甘肃陇南康县“巡按陕西监察”残碑的发现,2011年西南茶马古道川藏线“新添—冷碛”段遗迹的调查,2016年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葬遗址茶叶遗存的认定,无论是在时间、空间上还是在细节面貌上都丰富了古道的内涵。关于古道相关遗产的研究、保护与开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木霁弘《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线路》一书对古道文化遗产线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28];杨福泉则从文化保护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古道文物保护、村落保护、口述资料抢救等问题[29](P57-61);王丽萍将西南茶马古道视为文化线路和廊道遗产,试图在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下进行遗产保护分析[30](P26-29)。此外,喇明英等人的《四川茶马古道路网系统及其文化与旅游价值探讨》[31](P158-161)、袁晓文等人的《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及开发中的民族问题研究》[32](P56-58)、李飞等人的《我国廊道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以滇、藏、川茶马古道为例》[33](P136-140)等成果针对西南茶马古道的遗产开发利用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当年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雅安)研讨会上界定了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范围,指出了当前保护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三方面保护思路和五大工作要点[34](P66-72),为古道的研究绘制了具有体系性的文化遗产学蓝图,进一步拓宽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路径。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目前研究西南茶马古道的论文、专著已有上千种,研究内容涵盖古道概念、时间范围、空间分布、线路走向、商贸结构、商品运输方式、商帮及其组织形式、沿线人口迁徙与族群互动、文化交流与传播、古道价值与意义、遗产保护与开发等多个层次。

不过,近三十年来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古道的研究一直不够科学、系统、规范,学术探索往往与地方政府和文化产业界对旅游开发的推动纠缠在一起,导致相关研究呈现出一定的游记化、感性化倾向。其次,研究在地域上、时段上出现断裂。从地域上来说,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地方学者的自发行为,尽管后来也召开过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研讨会,但研究视野限于本省、各管一片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从时段上来说,关于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的研究也泾渭分明,能够打通不同时代的研究成果较少。地域上、时段上断裂,不仅导致古道研究的格局始终无法打开,也导致学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迟迟未能达成共识。最后,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壁垒,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遗产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在古道研究上各自摸索,彼此独立,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较为罕见,历史文献资料、语言学资料、田野挖掘和调查资料之间缺乏互证,难免有盲人摸象之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引入“一带一路”的新视野,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以及以文献整理为核心、多学科综合的新方法,全面更新西南茶马古道研究的理路和范式,推动该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二、“一带一路”的新视野

2010年,国家文物局提出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申报世界遗产的战略规划,政策层面对于西南茶马古道的关注度不可谓不高。然而十年过去,同为文化线路遗产的陆上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早已申遗成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鼓浪屿和泉州分别以“历史国际社区”和“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名义成为世界遗产,甚至提出时间更晚的中俄万里茶道也已进入《中国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2019)》,相比之下,西南茶马古道的申遗之路依旧崎岖。

申遗工作的曲折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困境。长期以来,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不够科学、系统、规范,不仅阻碍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也使该线路遗产的申遗和保护工作缺乏坚实的知识基础。目前公开出版的西南茶马古道相关著作已多达上百种,然而其中多数是以“考察”“亲历”“纪行”“风景”“故事”为题,学术性专著极少;已发表的论文中,带有“考察记”“游记”“景观”等字眼的非专业性文章也随处可见。确如一些学者所说,“茶马古道已经从学术概念成为声名远播的文化符号”[35](P42),引发了社会各界尤其是茶业、旅游业、文化娱乐业的广泛关注;但也恰恰是这些关注使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始终游走在学术和消费、娱乐的中间地带。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要突破瓶颈,纠正以往的游记化、感性化倾向,就需要以“一带一路”的新视野来引领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一带一路”的新视野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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